1990年2月26日，我国著名将军吴忠，在海南不幸遭遇车祸，英年陨落，享年七十一载。尽管他十年前便从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上退居二线，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始终良好，精力旺盛，思维依然敏锐。吴忠将军的突然离世，让那些曾与他共事的老首长、老战友以及老部下无不感到痛心疾首。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吴忠将军的悬案历经十年的缜密审查，终于在他生前得出了结论。1987年6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北京军区党委发布的《关于吴忠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其中明确指出：“吴忠同志在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间，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期间，未曾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他离世之后，总政治部审定的《吴忠同志生平》亦记载道：吴忠同志“在1971年和1976年粉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坚定执行中央的决策，做出了诸多有益的贡献，彰显了一位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觉悟。”
毛主席曾言“吴忠有忠”，然而关于此语的流传，其中多有夸大或不实之处。
吴忠是在1967年5月由某军军长升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到职前奉调进京的。先任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不久晋升司令员。在首都，他的职务不算高，但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又赶上“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故而能引起较大范围的瞩目，有关他的传言也比较多。特别是毛主席说过的“吴忠有忠”，居然有多种“版本”。1995年出版的一本《共和国演义》如是表述：1976年在天安门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被镇压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进言：“吴德和吴忠起了重要作用。”毛笑着说，“北京有二吴，吴德有德，吴忠有忠。”这本书的序言宣称：“全书的绝大部分主要情节完全取自可靠的公开的史料，只在一些次要情节上有虚构，这些虚构的次要情节也是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托的，符合书中人物的身份、思想和当时的环境。”毛主席的确讲过“吴忠有忠”，但"当时的环境”并非《共和国演义》所云，仅在时间上就相差五年之久。真实情况是：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到南方各地视察,途中查觉到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当机立断，急返北京。9月12日下午，毛主席回到丰台，在专列上紧急召见北京军区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忠是应召在场的四位负责人之一。毛主席讲到庐山会议一些人搞阴谋,五个常委隐瞒三个。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看着吴忠点点头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事实如此，当时在场的人大都还健在。如果说毛主席讲“吴忠有忠”是一个可以虚构的“次要情节”，不知《共和国演义》的作者进行虚构时，究竟有哪些“可靠的史料作依托”？
吴忠为何被誉为“有忠”，毛主席并未对其作出详尽阐释。围绕此话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毛主席素以言辞幽默、风趣、洒脱著称，此言或许是随口而出，并无深层次含义；亦有人推测，毛主席在南方视察途中，沿途与党政军领导亲切交流，洞察林彪集团阴谋，此言或许是出于对吴忠政治敏感度的赞赏与嘉奖；还有观点认为，毛主席预感到“山雨欲来”，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即将展开，首都卫戍司令身处要害部门，此言或许是毛主席对吴忠的信任与重托……
与吴忠并肩作战、共事的同志们坚信，毛主席那句话的言外之意，正是源于对吴忠的深刻了解与深切信任。吴忠，在1933年十四岁那年便投身于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秋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年纪轻轻便参与了万源保卫战与嘉陵江战役，在长征途中三次穿越茫茫草地，历经磨难却始终坚定信念。他数十载的战斗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凭借其英勇善战，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在抗日战争时期，吴忠率领部队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屡建奇功。尤其是在担任昆张支队长的岁月里，他以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重创日伪军，为保卫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期间，吴忠率领部队长途跋涉，从冀鲁豫战场一路打到西南边陲。在巨野战役中，身为团长的吴忠亲自率领约两个连的兵力，突破敌军王牌部队一个加强团据守的章缝集，面对与上级失去联系、被敌人重重包围、部队伤亡惨重、自己身受重伤的困境，仍指挥数百名勇士坚守阵地整整一天一夜，配合主力内外夹击，成功歼灭敌整编十一师三十二团三千余人。1947年底，吴忠受命率领部队护送刘伯承等中原野战军及中原局领导同志和机关，从大别山北渡淮河，乘敌之隙，隐蔽行进，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在淮海战役中，吴忠率领第二十旅奋勇堵截黄维，参与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屡战屡胜。1949年，吴忠晋升为师长，先后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以及解放大西南的一系列战斗，战功赫赫。1950年，在执行进藏任务时，吴忠率领先遣部队首先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随后参与组织指挥昌都战役，一举歼灭反动藏军五千七百余人，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1951年7月，吴忠从军事学院毕业后，即刻奔赴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一师师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他率领部队浴血奋战二十五昼夜，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忠屡经生死考验，七次负伤，由一名普通士兵蜕变成为高级指挥官。朝鲜战争停息后，他回国担任我国新建的第一机械化师师长，并于1955年荣获少将军衔，彼时年仅三十四岁。
吴忠本人对于毛主席的这句评价在当时并未放在心上，事后也未曾提及。只是在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被粉碎，毛主席的“吴忠有忠”之语广为流传之后，吴忠才结合自己的回忆，将此言作为证明，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北京卫戍区及其领导人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他借此意在提醒所属部队官兵，认清肩负的特殊使命，更加自觉地履行职责。
1951年，吴忠与田涛合影。
吴忠在关键时刻是关键“棋子”。
“个人的历史，乃是用行动所书写。不拘泥于他人对你有何评说，关键在于你自身做了何等事迹。”由此可见，吴忠对毛主席所言“吴忠有忠”持有清晰的认知与端正的态度。
吴忠的“忠”与否，关键不在于他人的议论，而在于自身的实际行动。组织对其做出的结论与评价，主要依据的是他在关键时刻的抉择、行为以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效。
1971年9月12日深夜，“副统帅”林彪带着老婆、儿子，从山海关军用机场爬上私调的飞机出逃叛国；同时还有一架直升飞机由京郊沙河机场起飞，航向也基林彪座机飞去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事件突发，形势严峻，周恩来总理亲自坐镇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应急部署，吴忠也在其中。周总理指定吴忠等人负责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戒严令。吴忠在贯彻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中，许多时候要亲临一线直接指挥和处置。13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吴忠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岀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由于考虑严密，部署周到，确保万无一失，周总理听汇报后十分满意。13日当天，林彪一伙在北京的五处秘密据点被查封。吴忠到每个点上指导执行任务的卫戍区干部细致检查，查获了许多重要罪证。为了加强北京地区战备力量，中央命令隶属关系不同的十个师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遇到这样严重复杂的局面，指挥多达十个师的部队，准备对付可能内外勾结来颠覆我社会主义祖国的敌人，这对吴忠来说，是带兵以来第一次。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沉着果断，指挥若定。吴忠率先提岀了南口、首都机场、保定以北等重点防御地区和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集群突袭等作战方式。这一备战方案报中央批准后，吴忠主持各师主官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作了传达布置。
自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机在怀柔县境内紧急降落，随即被卫戍区派遣的搜寻部队和当地民兵所包围。吴忠在接到来自现场的电话后，立即执行了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亲口指示的紧急措施——“务必严密搜寻，确保人机同获，并将情况直接上报中央”。他向现场指挥官下达了严格指令：“务必严密封锁降落区域，保护好现场，迅速将俘获的人员和机载物品押送至卫戍区，确保全程绝对安全。”部队搜集到的机载物品，经吴忠亲自清点后，立即上报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在劫持直升机外逃后，因畏惧罪行而选择自杀，自杀前曾撕毁部分信件。现场发现的零散碎片拼接后，逐渐显现出林彪亲笔签署的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以及林彪集团“小舰队”人员名单等重要罪证。其中，一封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信中的“胜”字仅存“生”部，缺少“月”部。吴忠深知此事至关重要，于是指示某团团长张前进务必寻找。张团长带领一个班在雨后泥泞的地面上搜寻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一块比小指盖还要小的碎纸片上找到了这一片碎纸。在此之前，周总理曾将这封信展示给黄永胜，希望他能有所悔悟。但黄永胜和吴法宪均假装不知，称未曾听闻空军中有名为“黄永生”的人。后来在找到“月”部后，周总理再次将信展示给黄永胜，黄永胜随即瘫坐在沙发上。被俘获的林彪死党李伟信成为了直升机上至关重要的活口。吴忠在当晚便对李伟信进行了审讯，李伟信供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些信息对于彻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春桥的弟弟在报社工作，常去京郊某坦克部队活动，若有人被煽动，坦克部队进城将如何应对？讨论此问题时，吴忠回应：“我们卫戍区的坦克和反坦克火炮数量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不久，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陈锡联打电话给吴忠，亲自安排他参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吴忠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他的明确表态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早日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驱使利用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诚，归根结底是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在这层意义上，“忠诚”的体现，便是全然遵循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昔日，吴忠将军领兵作战，党之所指，即军之所向。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动荡年代，所面临的局势与战争时期迥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失误，使得奸邪之徒得逞，林彪、江青之辈窃据要职，掌握着党和国家乃至军队的相当权力。在这段非常时期，首都卫戍部队必须抵制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操控与利用，这对卫戍区司令吴忠将军而言，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首先，上海的民兵是在“文革”期间组建的，属于一派群众组织的民兵，而北京仍保持原有的民兵组织架构；其次，上海的民兵权力较大，有权抓捕人犯、办理案件，而北京则不能效仿，不能取代公安机关的职能；第三，上海的民兵与武装部合署办公，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这相当于取消了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存在，涉及体制问题，北京无权作出决定。吴忠拒绝在介绍上海民兵工作“新鲜经验”的会议上发言，也不赞同将会议纪要下发。面对“四人帮”试图插手军权、将民兵变为听命于他们的“第二武装”的阴谋，吴忠坚决予以抵制。
《共和国演义〉写道:逮捕“四人帮”前夕，“江青连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几个师长吃饭，吴忠按照江青的命令，调动部队前往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一带布防。”这个虔构的情节更无任何“可靠的史料作依托”，也不符合吴忠及其属下师长们的“身份”和“思想”。吴忠历来看不惯江青的恶劣表演，对她避之犹恐不及。天安门事件后,吴忠为回避执行“挖后台”的指示，以有病为名要到颐和园疗养，看房过程中听说园内有江青的两处住所，立刻上车返回城里。途中对秘书说：“咱们到北戴河去，离这婆娘远远的！”更早些时候，在1971年和1972年的整风汇报会华北组会议上，江青两次伸着手对吴忠说“你欠了我的账”。吴忠知道，1968年初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被整时，江青诬陷傅崇碧冲中南海，用皮包撞她，皮包里装着四支手枪。姚文元马上“作证”说，后边的汽车上还架着两挺机枪。傅崇碧蒙冤罹罪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卫戍区机关经过多年的调査，根本没有此事。江青惟恐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再暗示吴忠编造假证为她圆谎，吴忠对她的无理要求一直置之不理。所谓吴忠吃江青之请、听江青之命调兵布防一说,纯属空穴来风。粉碎“四人帮”至今不过二十二年，人们不会不记得，当时的首都一枪未发，平静如常。如果江青能指挥拥有大量坦克、火炮的北京卫戍区数万之众，如果吴司令员和他属下的师长们听命于江青集团，党中央又怎能如此顺利地解决“四人帮”?北京卫戍区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向“四人帮”写效忠信，没有一个人上他们的贼船，这些都是有案可査的。
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勉力保护群众
在国难频仍、政局动荡的1976年春天，吴忠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巨星陨落，天地同悲，“四人帮”却强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强烈不满。吴忠对周总理怀有特别深厚的崇敬与热爱之情，对竟敢压制悼念活动的丑类异常气愤，尽最大的可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斗争。
在清明节来临之际，北京各界民众络绎不绝地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或献上花圈，或发表感言，或吟诵诗词，共同缅怀周恩来总理，并对“四人帮”表示强烈谴责。吴忠同志亲自指示广场执勤部队，要求他们维护现场秩序，协助民众妥善摆放花圈，加强巡逻，确保防火安全。至4月3日，广场上花圈已堆积如山，吴忠同志再次指示警卫部队，引导民众将花圈移至长安街北侧的灰观礼台。不久，灰观礼台上亦花团锦簇，吴忠同志又命令天安门管理处开放金水桥北侧的红观礼台，以便民众继续摆放花圈。清明节当天，悼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在这十几天里，广场上的人数时少时多，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民众情绪高涨，但现场秩序井然，并未发生任何拥挤、踩踏等伤亡事故及其他紧急情况。
4月4日的午后，退役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在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缅怀周总理的途中，意外遇到了昔日的战友吴忠。他见吴忠独自坐在车内，面露忧色，于是便登车与之交谈。吴忠感慨道：“民众对周总理及革命先烈的悼念，本乃情理之中，然今有人竟以权势压制，意图禁止民众悼念。老王啊，我这个司令的位子可真不好坐，稍有不慎，恐成他人手中的棋子。”说到此处，早已满腔怒火的吴忠收敛了平日里的文雅，不禁脱口而出粗俗之言：“我看那些丧尽天良、作恶多端的败类，就像兔子的尾巴，终究逃不过被剪的命运！”王定烈回应道：“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当前舆论环境复杂，你的处境确实不易。但切记，务必警惕，莫让人利用。”吴忠不屑地哼了一声，笑着回答：“想利用我？门都没有！”王定烈看着吴忠，心中稍感安慰，说道：“这次见到你，我就放心了。”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清明节已过，即刻撤除花圈。”他们蛮横地坚持己见，迫使政治局当晚做出撤除花圈的决议。吴忠在听闻此消息后表示：“这样处理，问题恐怕会更加严重。”然而，政治局的决定已经作出，不容更改。市委立即调动了两百台车辆，将大部分花圈运往八宝山，部分制作精美的花圈则被摆放在中山公园。果不其然，5日上午，数万人涌向人大会堂和广场指挥部，索要花圈。群众越聚越多，情绪愈发激愤，少数人甚至开始砸毁汽车、焚烧广场指挥部。这场事端的起因在于“四人帮”的挑衅，直接将压力施加到了北京市军政领导身上。
“9点半时广场上还有十几万人，怎么可能进行合围？但我为了不违背上级命令，只能上报为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而不能透露推迟至11点的真实情况。”
岁月流转，尘埃落定，回顾那十年的动荡岁月，诸多往事如今显得更加清晰、透彻。吴忠将军在战争年代的英勇事迹，是他以实际行动书写的篇章；而在动乱时期的那段历史，同样是他用行动铸就的传奇。毛主席所言“吴忠有忠”，引发了诸多猜测，这亦是情理之中；而吴忠将军的一生，正是对这句话最有力、最令人欣慰的诠释。逝者已矣，生者自当坦荡。有人不负责任地在“吴忠有忠”的话题上大做文章，于吴忠将军的灵前妄加污蔑，于毛主席的身后做出不敬之举，实乃道德沦丧之举。
吴忠将军忍辱负重，终战。
作者：曲爱国
指挥作战的吴忠
1977年9月，吴忠，这位曾在北京卫戍区担任司令长达七载的将领，被委以重任，晋升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上任伊始，中越边境的局势便渐趋紧张。
1978年12月9日，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于北京接受使命归来，抵达广州后，紧接着于11日主持召开了军区作战会议，正式将中央军委的作战指令予以传达。吴忠，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副司令员，在会议中毫不犹豫地请战，志愿前往前线指挥战斗。
吴忠的申请得以批准，军区党委决定委派他前往广西龙州地区，统一领导广州军区南集团的部队，并着手准备对越南北部的高平发起关键性的战役攻势。
依照军区前指的战役部署，吴忠对南集团的作战策略进行了深入考量。他亲自率队，带领各级指挥官深入边境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同时指令部队及相关部门全面搜集情报。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六次作战会议，对多个备选的主要突击方向的敌情、路况、地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对比。最终，他决定将主要突击方向锁定在布局关，组建一支强大的装甲突击部队，首先在布局关取得突破，继而向东溪发起攻击，撕开突破口，随后沿4号公路北上，直指高平。
吴忠将作战计划提交军区前指后，许世友迅速做出了批准。然而，紧接着，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令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面临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在吴忠被任命为广州军区之前，“揭批查”运动已进入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涉案人员及事件的深入清查阶段。曾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的吴忠，亦成为了清查的对象之列。
自他远赴他乡之后，北京军区迅速组建了专案小组，经细致入微的审查，已向军委及中央提交了初步的调查结论。
1979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指令：经党中央的批准，吴忠同志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已被免除。
此刻，南集团部队的战斗准备已步入终局阶段。兵法有云，临战更换将领乃兵家大忌，吴忠将军更是智勇兼备的杰出指挥者。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广州军区及许世友司令员决定暂缓吴忠将军的免职令。
首先，他决定暂时撤离前线，返回广州，以便为自己进行辩护，力争早日查明真相，从而获得解脱。
二是坚持驻守前线，指挥战斗直至战争结束，方再论及个人之事。然而，此路途充满艰辛，不仅在职责上显得名分有误，显得理据不足，更从个人层面出发，鉴于对其审查已悄然展开，若他不及时作出解释和辩护，随着时日的推移，其处境将愈发不利。
那些日子里，吴忠日间依旧如常巡视部队，检查战备，并主持研究作战计划。然而，当夜幕低垂，四周静谧无声，他便会独自一人待在密室之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对着墙壁沉思。最终，他决定留驻前线，继续投身战斗，指挥部队作战，手持自动步枪，徒步于战场之上进行指挥。
1979年2月17日凌晨，群山被震耳欲聋的炮声唤醒，道道火光在天际划出绚烂的轨迹，自卫反击战在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拉开了序幕。经过炮火准备，吴忠一声令下，南集团部队即刻分兵多路，全面展开攻势。
吴忠将南集团的指挥所迁至一处高地，位于布局关前方，与突破点相距仅数百米。此次战役出奇制胜，成效显著。坦克纵队成功突破越军前沿阵地，沿着乡间小道迅猛行进，沿途屡次击退越军的狙击，穿越数十处险峻的急转弯和狭窄的桥梁，最终强行翻越松山，宛如天降神兵。在17日9时40分，他们顺利抵达东溪。吴忠精心制定的突破计划圆满成功，装甲集团的突破效果完全符合预期。
在第一梯队成功突破敌阵之际，吴忠当机立断，指挥第二梯队即刻投入激烈的战斗，向越军阵地深处发起连续不断的猛攻。第二梯队以坦克部队为前锋，步兵紧随其后，乘坐汽车迅猛跟进，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滚滚向越军纵深推进。面对中国军队强大的攻势，越军指挥机构恍若从梦中惊醒，面对如此猛烈的压力，他们既无力调整部署，也来不及做出反应。为了抵御中国装甲突击部队的进攻，17日下午，越军在班翁地区果断炸开了一座山区水库，汹涌的洪水迅速淹没了装甲部队必经的路径，形成了一个长达800余米、宽约400米、深度约1米的水域障碍区。
此刻，南集团先锋部队仅余百辆坦克及装甲车辆，抢在障碍水域形成前，强行突破。搭载步兵的车辆以及炮兵、特种装备均受阻于水障区之后。越军的这一手令吴忠颇感意外。他凝视着山脚下拥堵的车辆和车上的步兵，抽出一支香烟，点燃后深深吸了几口，随后将半截烟头狠狠地摔在地上，怒吼道：“传令给已渡河的坦克部队，不得滞留，不得等待后续部队，立即向东溪进发，迅速与先头部队汇合，随后沿4号公路直插高平。”话音刚落，便指挥步兵部队下车，徒步穿越水障区，迅速向东溪推进。
“老郭，你身为久经沙场的老将，怎的也陷入这种虚荣心态？这些华而不实的装备有何实用？我只需你为我取来早已备好的自动步枪，戴上钢盔，我们就此前行。遇敌即战，无敌即行，这才是最稳妥的做法。”
如此，吴忠腰间挂着自动步枪，悠闲地步行，自布局一路前行至东溪，继而由东溪跋涉至高平，最终又步履稳健地走回国内。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即便年逾花甲，吴忠依然坚韧地踏遍了越北山区那蜿蜒崎岖的山径。
